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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造平淡難

來源:光明日報 | 時間:2019-03-14 09:51:06

初識汪曾祺先生,我還在讀小學五年級。傳說中讀者與作者的相遇一般驚心動魄——“我讀了你的作品,夜不能寐”。但我碰著汪先生的場面,顯然沒有那么氣派。一個小孩子要出門去玩,照她的習慣,得帶上一本書,一本愉快又不輕飄飄的書。于是,她從母親的書柜里挑了一本汪曾祺的書。

  當時的閱讀記憶,現大多已在腦海中淡去,除了《故鄉的食物》。11歲正是對食物最感興趣的年紀,異國的土地上,我把這一篇翻來覆去地讀,活活把東南亞菜品吃出高郵的味道來。從前,我以為寫美食只能寫它的滋味、色澤,頂多寫到如何烹調也該結束了,哪里想到還有人把話題扯過來拉回去。寫斑鳩,光寫它與獵人的搏斗,對其滋味只字不提;寫“鵽”,先把此字的門道摸清楚,再辨析“鵽”與“沙雞”之別,至于味道,“鵽肉極細,非常香。我一輩子沒有吃過比鵽更香的野味。”好了,這就算完。

  回國后,我的中國胃被安撫,這本書也放下來了。往后幾年,多是些色彩濃重的文學作品充斥著我的視野。老實說,它們也與橫沖直撞的少年氣質更相符些。話雖如此,得空我還是讀了不少汪先生的書。究其原因:他的文章短。特別是小說,多是下課鈴響了拿起來,上課鈴響了能放下的篇幅。后來,讀《說短》,其中道:“短,是出于對讀者的尊重。”他確實誠懇地實踐著魯迅的教導: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刪去。

  此番思想對我后來的文學創作影響頗深。寫作者時常面臨一個問題:什么該寫,什么不該寫。一不留神,就容易廢話連篇。于是,我向汪先生學習“收著寫”。首先,把語言收住。這主要有兩點,第一,短。第二,準確。其次,把感情收住。這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。收得太緊,小說會變得冷漠;收得不緊,有一種張揚肆意的風格。我讀汪先生的文章,感到他的感情很深,但這種很深的感情都很重地放在一個句子里,這個句子便成為整篇文章的重心。例如,《鑒賞家》寫畫家季匋民和果販葉三的友情,很深厚,然而深厚到什么程度呢?“葉三死了。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,把季匋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里,埋了。”

  按理說,照汪先生這種寫法,文章雖可以短而準確,未免失去些意趣。因為讀者讀書是需要反應時間的,文章太短,略有所感時,已經結束。顯然,汪先生的文章沒有落入這個套子。應該說,他對在重要部分下筆墨總是很吝惜的,力求以最簡短而準確的用詞來表現“主題”。除此之外,他在文章中放了許多“閑筆”。這些“閑筆”看起來鄭重其事,洋洋灑灑一大叢,讓人難以忽視。可若比“主題”為明珠,“閑筆”為草木,單賞明珠,光華太盛;單看草木,無甚色彩;而草木蔥蘢,明珠其間,就是一個相映成趣的場面。更別提他的“主題”與“閑筆”其實構造自然,從未互相混淆,這是功夫。

  梅堯臣云:“作詩無古今,唯造平淡難。”如果平淡意味著缺乏戲劇沖突,那么汪先生的小說,可以說是平淡的。他愛寫人們在街頭巷尾能看到的生活,這在80年代是比較稀奇的。起先我以為他性格敦和,所以作品也如此,后來發現,倒不全是。他是刻意藏斂了某些傷痛在寫的,他的愿望是叫人有點反思,而不是寫得那么白,叫人傷心。他的故事最多只叫人心酸,他人真好。

  汪先生對自己的定義很清醒,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,而是和諧。”他的兒子汪朗也對他的寫作提出看法:“人間送小溫,決定了汪曾祺不會是一個偉大的作家。”深刻、偉大,這些詞像天邊的月亮,很遠,很高,人須仰望。汪先生不會寫月亮,不會寫波瀾壯闊與振聾發聵,他筆端是月亮下的閑話家常,是有過童年的人們望著月亮時想起的真正景色。

  機緣巧合,我在汪先生視為第二故鄉的昆明度過了大學四年,母校正是前身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的云南師范大學。文林街、正義路、金馬碧雞坊……他的文里文外都已被我摸得門兒清,我甚至到處尋找他所寫“培養正氣”的汽鍋雞。我循著他的足跡認識昆明,我對寫作和生活的認識,也無不是如此。

  我是一個受汪曾祺文字庇護長大的孩子,這實在是一種幸運。(作者:張聞昕,系云南師范大學學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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